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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福州8月17日电(记者陈弘毅)170多年前,民族英雄林则徐在充军去伊犁途中,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名句,激励了无数后人为国奉献。

  一个世纪以后,林则徐的一位五世孙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祖辈的这句话,替党和国家保守了机密。他的名字叫李良(原名林曾同)。

  林曾同,字同甫,祖籍福建闽侯,1918年生于北京。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大批东北难民流亡天津,少年林曾同怀着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意识,冒着随时被捕的危险,和同学们上街游行,宣传抗日。16岁时,他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攻读英国语言文学,并自修德语、法语。

  1938年毕业后,林曾同在德通社、天津美国新闻处工作。1945年在北京参加中共华北城工部。1947年,林曾同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化名李良。作为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他以公开职业为掩护,在敌人营垒内搜集了许多情报,并几次掩护党的地下组织转危为安。

公安战线的英雄李良

李良像 新华社发

  新中国成立后,李良调入天津市公安局,任侦察组组长、副科长。1950年国庆节前夕,潜伏在北京的敌特阴谋在国庆节当天上午10点整,制造一起震惊中外的企图谋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大事件。危急关头,李良及时获取情报,破获了这一重大案件,保卫了新中国领袖们的安全。

  此后,李良还参与侦破了多起敌特颠覆案件。1965年,他肩负特殊使命,抱着随时殉职的决心,于异域他国执行重要任务,1968年圆满完成任务回国。

  不想,此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刚刚回国的李良以“通敌”“出卖情报”等罪名被逮捕,惨遭非刑。入狱期间,他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操守,多次向上写信,表示要为真理而斗争,对国家机密守口如瓶,决不屈服。经过长达349天的抗争,1969年7月18日,李良被迫害致死,终年51岁,他用自己的坚贞再一次诠释了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英雄气概。

  1977年12月31日,李良冤案彻底平反,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78年7月18日,公安部发出通知,号召全国公安干警学习“公安战线的英雄李良”无私无畏、宁死不屈、坚决保卫国家机密的英雄行为。1979年群众出版社出版了《烈火真金》一书纪念他。

  英烈祖籍地福建省闽侯县人文历史底蕴深厚,更是一方红色沃土,名人英烈辈出。近年来,闽侯县通过修建展览馆、烈士陵园、烈士纪念碑等方式,缅怀先烈,激励后人,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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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新疆库尔勒8月18日电(记者 王小军 李纯) 17日晚,中国陆军承办“国际军事比赛—2019”在新疆库尔勒市体育公园举行闭幕式。全体参赛办赛人员和近万名现场观众共同见证这一军事盛典。

闭幕式结束,烟花齐放,点亮新疆库尔勒夜空。 王小军 摄
闭幕式结束,烟花齐放,点亮新疆库尔勒夜空。 王小军 摄

  晚上21时许,闭幕式开始,13名骑士手举国际军事比赛会旗和各参赛国国旗,骑着骏马步入会场。随后12个国家参赛队员步伐整齐、精神抖擞地走过主席台,会场上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现场观众对各国参赛队员致以敬意。

闭幕式上,当地少数民族舞蹈表演。 王小军 摄
闭幕式上,当地少数民族舞蹈表演。 王小军 摄

  当晚赛事组委会宣布并颁发了“国际军事比赛—2019”“苏沃洛夫突击”“晴空”“军械能手”和“安全环境”4项比赛的团体奖。其中,“苏沃洛夫突击”项目,中国参赛队荣获团体第一名、俄罗斯和伊朗参赛队分获团体第二和第三名;“晴空”项目,中国参赛队荣获团体第一名、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参赛队分获团体第二和第三名;“安全环境”项目,中国参赛队荣获团体第一名、俄罗斯和越南参赛队分获团体第二和第三名;“军械能手”项目,中国参赛队荣获团体第一名、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参赛队分获团体第二和第三名。

闭幕式最大亮点百架无人机夜空中变换图案,摆出中国陆军图标。 王小军 摄
闭幕式最大亮点百架无人机夜空中变换图案,摆出中国陆军图标。 王小军 摄

  在竞赛的12天里,来自4大洲、12个国家的566名参赛队员,在4个项目、14场赛事中鏖战沙场、热血比拼,展现了世界军人的风采,留下了铁血阳刚的瞬间,结下了深厚的国际友谊。

无人机夜空中摆出和平鸽橄榄枝图案。 王小军 摄
无人机夜空中摆出和平鸽橄榄枝图案。 王小军 摄

  此次比赛,中国陆军秉持“拼搏、奋进、荣誉、共赢”的办赛精神,以一流的组织准备、一流的专业素养、一流的服务保障,打造了一场传递和平友谊的军事奥林匹克盛会,用真诚和汗水、公平与公正,赢得了各方满意。同时,也给现场观众和网友打造了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大课堂,激起强烈的爱国拥军热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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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募捐:善聚善心更要善待善心

  当下,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正在慈善募捐领域掀起一场变革。借助信息技术的独特优势,网络募捐在我国迅速发展成为慈善募捐的重要渠道,引发了“指尖公益”“随手公益”“人人公益”的慈善新风尚。据统计,2018年,全国20家指定的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一共为1400多家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发布了2.1万条网络募捐信息,获得84.6亿人次的点击、关注和参与,募集到31.7亿元善款,显示了网络募捐的巨大能量。然而,正如新生事物的发展都具有两面性一样,网络募捐的发展也伴随着很多争议,其中花样百出的募捐欺诈尤其受到社会的关注。对此,必须完善网络募捐的治理,及时跟进监管,防止募捐乱象透支民众善心,甚至威胁正常的慈善秩序。

  网络募捐让人人公益成为可能

  作为一种新兴的慈善募捐方式,网络募捐主要涵盖了两层含义:一是将募捐渠道转移到互联网上的传统募捐;二是因结合互联网技术而诞生的新型募捐,比如步数捐、零钱捐、一起捐等。无论从哪种含义来看,网络募捐都在有力地冲击传统募捐的藩篱,并为慈善募捐事业带来三大变化。

  一是打破了慈善募捐的时空壁垒。在传统募捐模式下,募捐信息的传播和募捐活动的参与均无法摆脱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慈善法明确规定,如果慈善组织采取传统的公开募捐方式,便只能“在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管辖区域内进行”。相比之下,网络募捐借助互联网的开放性、扩散性、可及性和便捷性,消除了时空壁垒,让人人公益成为可能,小型和草根慈善组织也有了超越规模、名气、资源和人际网络等限制的机会。

  二是重塑了慈善募捐的主体结构。传统的募捐活动主要围绕慈善组织、捐赠人和受益人展开,其中慈善组织通常在三者的关系中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但在互联网与慈善募捐结合之后,上述主体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作为中介机构的角色深度参与其中,负责向其他主体提供信息沟通、需求匹配、捐赠系统设计等基础性功能,构建起了一个紧密相连的网络募捐生态系统。与此同时,由于拥有决定谁可以参与和如何参与平台的权力,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顺理成章地取代慈善组织成为慈善募捐主体中的最强势者。

  三是推动了慈善募捐的策略转型。对于传统募捐来说,募捐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获得了企业、基金会等大额捐赠者的支持,因而其募捐策略往往以大额捐赠者的需求为导向。然而,网络捐赠主要依赖聚沙成塔效应,具有大众化、小额化、高频化、年轻化的特征。例如,在2018年的“99公益日”活动中,仅腾讯公益平台就吸引了2800万人次的爱心网友捐赠,善款总额达到8.3亿元,平均下来,每人次的贡献约为29.6元。网络捐赠的这些特征迫使慈善组织不得不重视网络小额捐赠人的需求,以便找到准确的细分市场和目标捐赠人。

  网络募捐面临的善心危机

  网络募捐拉近了公众与慈善的距离,使万众行善的格局得以形成。与此同时,募捐乱象与善心危机也在提醒着人们,公众的善心易于凝聚,更易于“受伤”。在笔者看来,其背后的核心问题有两个。

  一是如何确保网络募捐的公信力。“郭美美”事件的一个深刻教训是,公信力是公益慈善事业的生命线,网络募捐也不例外。诚然,网络募捐可以在短时间内引爆网民的善心共鸣,但一旦被发现存在借公益之名牟不当之利,网络募捐的公信力便严重受挫,民众的善心也会严重受伤。纵观网络募捐的发展历程,每一次套捐、骗捐等公信力危机事件的发生,都会重创公众的善心。

  二是如何确保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的规范运行。慈善法规定,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开展公开募捐的,应当在国务院民政部门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发布募捐信息。该条款相当于赋予了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一种特殊的业务垄断权力,再加上民政部目前指定的平台数量仅有20家,因而造成了慈善组织对于这些平台的高度单向依赖。不仅如此,平台的权力还体现在验证慈善组织的公募资格、核验募捐事项的真实性、掌控平台产生的数据等诸多方面。可想而知,在此种情况下,如果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出现不规范行为,将会对网络募捐的生态系统和公众的善心造成多大的伤害。

  当前,在网络募捐的公信力方面,监管部门主要从两点入手。

  一是明确划分个人求助与慈善募捐的区别。前者是一种利己行为,受益人为自己或亲友;后者为一种利他行为,受益人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事实上,当前频现的“诈捐门”“骗捐门”事件大部分发生在个人求助领域,比如“罗尔事件”等,但由于大部分人尚未能清楚地分辨个人求助与慈善募捐的差别,而且不少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往往兼具发布个人求助信息和慈善募捐信息的功能,所以网络募捐常常被“殃及池鱼”。现在,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已被要求做好个人求助的风险防范提示和责任追溯。

  二是通过对网络募捐违法违规行为的执法监察与对慈善捐赠中受益人失信行为的惩戒,打造风清气朗的网络募捐环境。

  在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的规范运行方面,主管部门首先利用慈善法规定的指定制度,严把平台的准入关。民政部在指定平台时主要考虑以下三个要素: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或行业代表性,符合特定的技术规范与无不良信用记录。从慈善法颁布至今,已经遴选指定两批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共22家,其中两家被批准退出。民政部还出台了《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技术规范》《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管理规范》等规章制度或规范性文件,明确了平台在提供募捐服务时的义务,主要包括验证募捐主体的合法性、留存募捐信息、报告和协助调查违法违规行为等。

  善待善心:网络募捐监管的重要面向

  相对于网络募捐的蓬勃发展,监管仍然处于起步阶段,需要不断地调整和完善,才能推动网络募捐朝着健康、有序、可持续的方向前行。善聚善心是网络募捐的关键优势,易伤善心是网络募捐的核心挑战,因此更好地善待善心是进一步完善监管的立足点。为此,必须针对那些易被公众质疑的薄弱环节,施以重点监管。

  一是网络募捐项目真实性的核验问题。信息真实是网络募捐项目赢得捐赠者信任、激发捐赠者善心的基础,而信息失真对公众善心的伤害是致命的。“同一天生日”事件便与信息失真密切相关。然而,当前《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只要求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向慈善组织提供公开募捐平台服务应当签订协议,明确双方在公开募捐信息发布、募捐事项的真实性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并未明确相关的法律责任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平台在核验募捐项目真实性上的义务进行明确规定,包括配备足够的核验力量,制定详细的证明材料清单与要求,将证明材料向社会公开,在慈善组织申请平台服务时对其进行信息真实的风险提示等。

  二是网络募捐善款使用的监管问题。善款违规使用和项目信息失真是侵蚀公众善心的主要因素。实际上,善款违规使用现象主要发生在个人求助领域。这主要是由于个人求助尚缺乏专门的法律规范。与之相对,现行规定对网络募捐善款使用的监管已经相对完善。首先,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被禁止截留或代收捐款;其次,无论是公募慈善组织独立开展网络募捐,还是与不具公募资格的组织或个人合作开展网络募捐,捐款只能直接进入公募慈善组织的账户,并由其统一管理和承担法律责任;最后,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需要给捐赠者提供查询善款使用情况的功能。因而,如果让个人求助者与公募慈善组织合作,便可以借助慈善方面的法律规定来监管个人求助善款的使用。

  三是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的双重角色相互干扰问题。那些既有个人求助业务也有慈善募捐业务的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往往容易引发争议。这些争议事件主要发生在个人求助领域,引发的信任危机会波及网络募捐领域。比如,前不久发生的德云社演员个人求助事件,不仅让水滴公益深陷信任危机,还引发了又一轮对网络募捐的质疑。对此,一方面,要让这些平台利用明显有区别的标识防止慈善募捐信息与个人求助信息的混淆;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途径告知公众,个人求助不属于慈善募捐,其信息真实性由个人自己承担。

  (作者:叶托,系华南理工大学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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